序言 中国人啥都吃
这两瓣皮蛋好像在瞪着我，如同闯入噩梦的魔鬼之眼，幽深黑暗，闪着威胁的光。蛋白不白，是一种脏兮兮、半透明的褐色；蛋黄不黄，是一坨黑色的淤泥，周边一圈绿幽幽的灰色，发了霉似的。整个皮蛋笼罩着一种硫磺色的光晕。仅仅出于礼貌，我夹起一块放在嘴里，那股恶臭立刻让我无比恶心，根本无法下咽。之后，我的筷子上就一直沾着蛋黄上那黑黢黢、黏糊糊的东西，感觉再夹什么都会被污染。我一直偷偷摸摸地在桌布上擦着筷子。
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菜早已渗透进了英美人的日常生活。英国最小的城镇也有中国餐馆。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中国的方便速食餐和炒菜配料。如今的英国，百分之六十五的家庭都有一口中华炒锅
第一章 好吃嘴
传统上，中国有四大地方菜系（也称“帮菜”）。北方，有大气宏伟的北京与山东菜（统称“鲁菜”）。这是皇族贵胄的饮食，著名的有烤肉、食材丰富的浓汤以及昂贵的山珍海味，比如鱼翅和海参。东边的饮食娴雅精妙，属于文人，他们留下很多笔墨描写扬州和杭州这些文化中心的饮食趣味（称之为“淮扬菜”）。这些菜或是芬芳的甜品，或是浓油赤酱的炖菜，也有拿陈年绍兴酒浸的醉虾、荸荠和藕这种新鲜的水产蔬菜，还有清蒸鲜活大闸蟹蘸香味扑鼻的浙醋。
南边自然是讲究极致新鲜的广东菜（粤菜），食材几乎还活蹦乱跳。在这里，主厨们调味都相当温柔，只要一点点盐、糖、酒和姜来烘托那些生鲜的本味。粤菜的烹调要准确拿捏分寸，把人为的介入降低到最小限度：蒸鱼只微微点缀些姜葱、淋上少许豉油便可上桌；通透的虾饺；还有把各种食材切丝、下锅爆炒，每一样材料都恰到好处的爽脆或软糯，完全呈现出本身的特点。这里的人们也很爱野味：蛇和牛蛙、果子狸与禾花雀。四川的饮食（川菜）就是这四大菜系中的“辣妹子”，胆大貌美，如同涂着烈焰红唇，伶牙俐齿还有万千精巧心肠。四川人总是说：“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烹制川菜不需要粤菜或鲁菜那些奢侈的食材。嗯，要是准备川派宴会，愿意的话也可以用那些东西来摆个排场。但不用这些，你也能用最最普通的食材创造奇迹：简单的猪肉和茄子，就能惊艳味蕾。这就是川菜的伟大之处：点石成金，化平凡为神奇。
凉拌鸡，加了酱油、白糖、红油和花椒面；豆瓣鱼，加了豆瓣酱、葱姜蒜；切成花刀的猪腰，刚好一口一个，刀工相当考究，和芹菜泡椒一起大油爆炒而成。还有所谓“鱼香”茄子，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菜之一：亮闪闪的茄子拿深红色的辣味酱料一炒，虽然没有用到鱼，但那引人垂涎的酸甜味儿还真是有点鱼香。这可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吃所未吃的中国菜，大开眼界啊大开眼界。
对了，还有这个地方本身那种慢悠悠的倦怠感也令人不知不觉地被影响。在成都这个城市，别说实现计划了，制定计划都根本不可能。从唐朝开始，这里就以生活安逸闲适著称。因为气候适宜，土壤更是传奇般地肥沃。成都人不用特别努力地工作也能吃得好、玩儿得开心。这座城市有点南方的感觉，甚至都有点像地中海沿岸了。成都人的脚步都比北京人或上海人要慢。他们在茶馆里一坐就是一下午加一晚上，打麻将、打牌、用节奏舒缓、语气甜腻的四川话开玩笑斗嘴，韵母都拖得长长的，还要加上娇俏的儿化音。他们把这叫做“摆龙门阵”，四川特有的谈天说地。而四川话里最生动的一句方言莫过于“好耍（特别有趣）”。他们说的时候总是懒洋洋的声气，咧嘴而笑，竹椅子发着嘎吱嘎吱的背景音。“沿海的那些人，”一位出租车司机跟我聊起广东人和福建人，“他们野心大得很，也肯干，所以他们就先富起来了噻。我们四川人喃，挣的钱可以吃香喝辣就够了。”
辣椒最早出现在中国是十六世纪，刚从南美归来的葡萄牙贸易商扬帆前往东方的港口。沿海地区的中国人一开始把辣椒当作好看的观赏植物：洁白的小花，生机勃勃的红果。到后来他们才开始把这辛辣开胃的果实用作调味。商人们通过长江三角洲的水路运辣椒北上，来到华中的湖南，再从那里沿河稍微往西，到了四川。在这两个湿热的省份，辣椒终于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属。这里的人们等的就是辣椒，他们的医学和饮食观里，早就给辣椒留好了一块用武之地。那鲜红耀眼的颜色照亮了永远雾蒙蒙的天空，那炽烈如火的热气逼出了人们体内的湿气，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美味的平衡。
在成都待上几个星期，我们就熟知了所有经典菜的名字。辣子鸡：外焦里嫩的爆炒鸡块，埋在一堆爆得焦香的辣椒之中，翻找也是种乐趣；鱼香茄饼：肥厚多汁的茄子切片，夹着碎肉入油锅炸熟，配上丰富醇厚的酸甜酱汁；回锅肉：二刀肉（后腿近臀部处）整块煮好，切片后再配蒜苗爆炒，调味用的是豆瓣酱，那美味难以形容……其实辣椒无处不在：卤鸭心肝的蘸料（干辣椒面）、鸡丝上鲜艳欲滴的红油、猪肉和茄子的酱料，整个的、切碎的、红色的、绿色的、新鲜的、晒干的、捶成粉的、泡过的、浸了油的，种类花样数也数不清。但是，成都菜绝对不像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面带恐惧地说起的那么辣。真要尝尝那魔鬼一样的“变态辣”，你得坐好几个小时的大巴，来到当时四川的第二大城市、长江边的大都会重庆。
在天生对美食无比好奇的人眼中，九十年代中期的成都称得上是天堂了。一切都在那里，你动动鼻子就能找到。小街小巷的人们在屋门口架起煤炭炉子，为一家人做晚饭。温暖的秋夜，空气中绵延不绝地流动着豆瓣酱、花椒和茉莉花茶的香味。那些最最简陋的“苍蝇馆子”端出来的中餐，也比在伦敦能找到的任何一家要好吃。好像几乎所有四川人都喜欢聊聊做饭和吃饭。那些最最沉闷或粗暴的出租车司机跟我说起他们最喜欢的菜谱，也是饱含深情、饶有兴致、极尽详细。“哧溜哧溜”吸着面条当午饭的中年夫妻，会怀旧地说起过去那些做豆腐菜做得特别地道的大厨。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广播，一位年轻的女主持如数家珍地说着成都很多餐馆里的特色菜，听那语气就像在流口水，充满了愉悦与贪婪。她絮絮叨叨地报了一大串菜名，带着喜爱之情描述着味道和口感（“嚯哟，那个毛肚哦，爽脆得很！”）她不时地发出感叹的气声，充满欣赏与激动。她很显然是控制不住自己了。这种人我在四川见得太多了。就像一个厨师朋友跟我说的，成都人个个都有一张“好吃嘴”。
第二章 担担面！
担担面呢，嗯，毫无疑问这是成都最好吃的担担面，走遍天下恐怕也就是这一家了。它看上去倒是其貌不扬：一小碗面，加了一勺深色的、松脆的牛肉碎。但只要你拿起筷子，把面拌一拌，就会唤醒铺在碗底的那些香料。每一根面条都会裹上酱油、红油、芝麻酱和花椒混合成的调料，效果实在是石破天惊。入口短短几秒，你的嘴巴就会着火，你的双唇会在花椒的猛攻下不停颤抖，你的全身都会散发着热气（天气热的时候就会汗流浃背了）。
最开心的是听到小贩叫卖“豆花儿！豆花儿”，我会赶快跑过去，他就放下扁担，一边一个红黑相间的木桶，然后给我做上一碗。豆花儿还是热腾腾的，像刚出锅，口感像焦糖奶油一样柔嫩爽滑，表面上淋一点酱油、红油、醋、花椒面儿，再来一些大头菜末、葱花、炸黄豆，真正是锦上添花
当然，我在成都的第一年根本想都没想过写一本四川烹饪书。那时候也很难相信，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么一座生机勃勃的古城就会消失。那时候成都的日子啊，那么愉悦又懒散。今天我可能在一个茶馆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记背一些汉字；明天我可能决定去附近一个渔村，看看那里的人们午饭做什么吃。几个朋友和我开始在青羊宫绿荫蔽日的院子里跟一个退休的老中医练气功，学习如何感知和控制流动在身体里的“气”。俄罗斯人萨沙和帕夏找到一家非法录像厅，好说歹说，让人家专门放了一场《低俗小说》（放的是盗版碟），放映会最后变成一场狂欢派对。我和德国朋友沃尔克以及另外八个留学生租了辆大巴，去西藏东边的甘孜州来了趟荒野之行。但很多个日子里，我只是骑着单车，在成都的老街中闲逛，等着发生什么新鲜事。通常都是有新鲜事的。
我对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午饭记忆犹新。我通过汉语老师认识了一个研究烹饪史的学者，人很好，邀请我出去吃火锅，然后点了一大盘很贵的猪脑花，说是专门给我吃。他用小漏勺把脑花放进咕嘟冒泡的汤底，煮熟了倒进我的味碟中。脑花温柔地沉浸在香油和蒜蓉当中。一开始我想把它藏在蒜蓉下面，或者跟他聊个热火朝天，再趁他不注意偷偷和鱼骨头一起倒了。但根本没用。每次我自以为聪明地刚“处理”掉一点儿脑花，他就往我碗里再加一点。最后，我心一横、眼一闭，张口就吃了。那口感像奶冻，柔软绵密，又有很丰富的层次，真是危险的诱惑。
有时候，简简单单的一场醉酒，就能打破我对某种食物的禁忌。一九九四年的成都，有种食物和土耳其烤肉在英国一样，都是深夜的街头最受欢迎的小吃，那就是兔脑壳。这还是个加拿大朋友告诉我的。我目睹了兔脑壳在玻璃橱柜里一列排开，散发着不详的气息，没有耳朵、没有脸皮，兔眼珠子直勾勾看着你，尖尖的牙齿一览无余。光想想有人吃这个，我就要吐了。但是一天晚上，上了节时间不短的舞蹈课之后，我又累又饿，跑到一个路边摊觅食。几杯酒下肚，理智给酒精让位，我吃了人生第一只兔头：一切两半，撒了点辣椒和葱花。我不想跟你细说下巴上的肉口感多么厚实丰富，眼睛那块儿是多么柔软、多么入口即化，兔脑髓多么顺滑绵密。我只想说，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每个周六晚上都会点炒兔脑壳来吃。（后来我才知道，四川方言里会把亲嘴儿叫“啃兔脑壳儿”。）
第三章 做饭先杀鱼
单说那个卖黄鳝的摊子吧，就总是在一片血泊之中。一条条黄鳝有着闪亮的外皮，是那种深深的灰绿色；它们细如手指，一米左右的长度，在大水盆里像蛇一样盘踞着。要卖就要剖，剖黄鳝倒是挺简单的，就是又脏又血腥。小贩坐在矮矮的木凳子上，嘴上叼着烟，抓住一条黄鳝的脖子，也不管这小生灵如何地拼命挣扎跳动，就把黄鳝头往他双膝之间竖起来的一根木头钉的尖上一钉（发出“嘎吱”一声）。烟还是叼在嘴上，他拿过一把脏兮兮的小刀，把这抽搐的东西从脖子一直剖到尾巴，刮掉一堆血淋淋、乱糟糟的内脏，直接扔进下面一个桶里。有时候一些内脏还是会飞溅到地上。最后，他把黄鳝剁成几节，头和尾巴丢掉，血呼啦的身体放进另一个塑料袋里。“必须吃新鲜的，”冯锐说，“一个小时不处理，味道就不好了。”
和冯锐买这一趟菜之前，我也去过很多中国的菜市场了。一开始，那种残酷和血腥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人们似乎对生命完全漠不关心，剖鱼就跟削土豆皮一样稀松平常；活剥兔子皮的时候还能悠闲地抽支烟；给一只还没反应过来的鸭子割喉放血，一边还跟朋友插科打诨。他们不会在动物下锅或者上桌之前早早地弄死，而是直接开始准备这个食材，任其在这过程中死去。不过，也许，问题的关键就无形地包含在这形式之中。在英语和大多数欧洲语言中，可供人吃的有生命的东西，用于它们的词很多都来自拉丁语的“anima”，代表着空气、呼吸、生命。英语里的“creature”（生灵）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和“创造”有关的词，似乎将动物与我们人类联系在了某个十分神圣的宇宙当中。我们也都是生灵、是动物。而中文里的“动物”一词，可以直接解释为“移动的物体”。如果说你只是把其简单看作一个“移动的物体”，几乎没什么生命可言，那伤害其性命还算是残酷吗（除非你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有些关于中国人吃东西特别残忍的故事是很可疑的。一个叫D. F.伦尼博士的人写了十九世纪末北京的生活，其中就写到活杀鳖。他写道，用一口特殊的锅，锅盖上有一个洞，让鳖可以伸出头来。这可怜的小东西身体在锅里加热，就越来越渴，然后拿料酒去喂它，这样肉一边煮也能一边变得更香。他还回忆说，中国人会让活鹅站在滚烫的铁板上，下面用火加热，直接烧熟鹅掌。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是真的吗？伦尼博士承认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二手资料，是一个上海商人告诉他的。一次，一个浓眉大眼、庄严肃穆的老和尚曾经向我描述过一道广东菜，“三吱”：“一吱，”他告诉我，“就是用筷子夹起刚出生还在蠕动的小老鼠，吱一声；二吱，是放进蘸料里，吱一声；三吱，是咬下老鼠头，最后吱一声。”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该相信华南有人会活吃老鼠，还是应该认为这位一辈子都坚持吃素的温文尔雅的老和尚只是想让我也从此不再吃肉。
虽然中国人对“动物”的态度一直让我困扰，但至少是诚实的。在英国，一顿肉食为主的聚餐，死亡的腥臭就像秘而不宣的罪恶，被掩藏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背后。人们都是在超市买安全卫生的肉食，动物们在养殖场经历悲凉痛苦的短暂一生后惨遭杀害，这样的情景没人看得到。而在中国，你能看到肉食到底是怎么来的、意味着什么，真是无处躲藏。你睁大眼睛亲眼看着，然后选择吃掉。
小贩把鸡头往后一拉，拿刀子割喉放血。鸡血都拿一个塑料袋装着，末了晃晃鸡脖子甩甩干净，然后拎着鸡往炭炉上一锅热水中浸一浸。他坐在凳子上开始拔毛的时候，鸡还在抽搐。接着他又把鸡整个浸进一锅冒泡的焦油中，焦油像橡胶一样附着在鸡身上。又浸入冷水中，然后把那一层黏黏的黑色“寿衣”扒下来，把那些粗硬的汗毛和没拔下来的羽毛全都弄干净，就跟蜜蜡除腿毛似的。他动作很麻利，剖开鸡肚子，清干净内脏，把鸡胃和胆囊扔在地上那一摊血腥的内脏中。大家爱吃的鸡胗、鸡肝、鸡心和鸡肠则保留下来，装在小塑料袋里递给冯锐，看着就跟一袋血似的。别的还活着的家禽就在旁边无所事事、面露蠢相，不知死之将至。
从中国传统来说，厨师的确是地位比较低的职业。按儒家的讲法，君子要有细致灵敏的味觉，对食物也要很讲究，但真正在烟火中忙碌的厨师职业，却属于那些没受过教育的大众。穷人家的男孩子才会去餐馆或私厨做学徒。很多时候原因很简单，这些人家知道，只有做厨师才有不错的一日三餐。很多厨师都是文盲，技艺一代代地传下来，都没有文字记载。也许从公元前四世纪儒学名家孟子的著述中，能找到轻视厨师的根源。孟子认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有根本区别的，他有句名言是：“君子远庖厨。”
然而，对于冯锐和中国数不清的历史人物来说，食物带来的愉悦让他们在人生与事业遭受挫折时找到了一处避难所。那些被放逐的、流亡在外的失意之人，能从吃食中找到慰藉；生活是苦的，食物却能带来一丝暂时的甜。在一个政治动荡的社会，个人的命运由专制的帝国君主或伟大领袖决定；事业、名声可能因为某人的心血来潮就毁于一旦。在这样的环境中，食物是很安全的享受，你可以毫无恐惧地在其中放松自己。诗人苏东坡就是在仕途失意、数次贬谪之后，才开始亲自躬耕陇亩、洗手烹鲜。少年时代遭遇家庭变故的冯锐，父亲意外入狱之后，他在厨房的色香味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厨房给了他自由，释放了他的创造力。
冯锐这道菜的做法，体现了四川家常菜很典型的经济实惠，这只鸡真是一点儿也没浪费。那条在卫生间里被我亲眼目睹屠杀过程的鱼也是一样（不过鱼的内脏倒是都丢了，冯锐语带轻蔑地对我说，只有什么都吃的广东人才吃得下这些东西），任何能吃的部位都能调味烹煮，甚至（或者说特别是）鱼眼睛周围丝滑的脑髓、鱼颊上的嫩肉，还有鱼眼珠子。我们呢，除了鱼肉，大概只会留下鱼骨和鱼鳍。
在成都，光阴流转，我也学会了珍惜鱼的每个部位、鸡的每块内脏。过去在英国，我也许会把这些东西留在盘子里不吃，或者根本看都看不到（其实，在西方，大多数时候这些部位都到不了肉食店的柜台或者超市的货架）
第四章 野人才吃沙拉
我遇到的一个年轻的厨师，用随意的语气说他“不喜欢西餐”。“是吗？”我问，有点惊讶他竟然吃过西餐，“你吃的什么呀？” “我吃过一次肯德基，简直太难吃了。”他回答。就这么一次令人震惊、不愉快却鲜明的经历，让他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烹饪水平都产生了不好的看法。我想给他讲讲那些听起来就让人口舌生津的美食故事，比如油煎鹅肝酱、牧羊人派、焦糖布丁、大蒜凤尾鱼烤羊肉、那不勒斯披萨、牛油烤生蚝和所有我在西方吃过并喜欢的佳肴。但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麻木地盯着他。
我去过的一些中国酒店，为了想要让少数的外国游客高兴，于是推出了“西式早餐”。我还记得女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一小碟一小碟的双面煎蛋、配了酱料的炸薯条、几个馒头和一杯杯牛奶。她们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好像是要喂蛇吃老鼠似的，把这些奇怪的、惹人烦、完全不能吃的怪东西放在可能有危险的生物面前，看看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会发出“嘶嘶”声舔舔这些东西，还是像大蟒蛇一样一口吞下去？我遇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跟我说起他去香港遇到的“恐怖事件”：早餐的时候有人给他上了一个溏心水煮蛋。“里面还是生的！”他说。时隔十五年，说起来还是这么难以置信，“我碰都不敢碰！”
学校在西北边一条偏僻的后街上，一栋毫无特色的水泥建筑，但我们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听见切菜的声音，就晓得到地方了。上了楼，朴素的白色房间里，几十个身着白色厨衣的学徒厨师正全神贯注地学习调味的艺术。树干做成的大菜板上，他们用菜刀剁碎泡椒，把花椒研磨成细细的棕色粉末，来来回回地混合各种油和调料，细致地调整着面前碗里那醇厚的深色液体。轻柔而充满韵律的捶打声、瓷勺与瓷碗的碰撞声在空气中产生共鸣；长长的桌子两个两个拼在一起，一碗碗食材与调料相对而置；大盆的酱油与红油、一堆堆白糖和精盐；鲜红的辣椒与散落的花椒之中，放着一本本写满汉字的笔记本。敞开的窗户中透出明亮的灯光。我们满含着急切与兴奋地冲进房间里，光是这两副“洋鬼子”的面孔，就够学生们一阵骚乱的了。这也是常事。
第五章 刃上神功
形容食材经过刀法加工后的形状，也有丰富多彩的词汇，有些很是诗意，比如片、条、块、丁、丝。这几种又各有细分，要看具体的形状和大小。比如片就分指甲片、骨牌片或者牛舌片。小葱可以被切成葱花、鱼眼葱或者葱丝。所有这些都为中餐那令人震惊兴奋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就算是平日里最常见的猪肉，也能呈现不同的个性，关键就是要看这肉是切条、切丁、剁碎还是切薄片了。 刀法的艺术如此复杂，你可能以为中国的大厨们肯定有一兵器库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具任其调遣。这种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了。所有这些巧夺天工的刃上功夫，靠的几乎就是一把简简单单的菜刀：不锈钢捶打而成的刀片，木质的刀把，磨得光鲜锋利的刀刃。
师徒体制在“文化大革命”中逐渐走向消亡，那时根本不允许做什么高级的菜，就连街上那些小贩也不许经商，因为这样就是“搞资本主义”。很多老师父遭受迫害，“平等主义”的新思潮打破了具有从属意味的师徒关系。有的老师父一辈子备受尊重，现在居然被徒弟骑到头上凌辱，于是对这一行心灰意冷，即使在这政治风波减弱、罪名平反之后也不愿意再传授技艺了。
刀工是中国厨房里的基本功之一，与火候和味道一样重要。中国古代就把烹饪称为“割烹”，意即割切烹调。所有正式的中国烹饪课仍然会教你各种各样准确的食材切割方法，部分原因是由于快炒这种烹饪方法的流行。要炒菜，所有的食材都应该切得小小的，只需要一点热气就能做熟。要是切得太粗，那下锅一炒，里面还是生的呢，外面就又干又老了；要是切得大小不均，那熟的时间就不一样，最后的成品就比较粗糙，不尽如人意。像爆炒这种需要快速操作的方法，细细切菜就更为关键。细致的刀工并不只是为了好看的门面，而是一道菜最后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厨房里的菜刀倒也不是屠夫用的那种刀。的确，也有很重的斩骨刀，用来砍猪骨、宰鸡鸭。可是中国人日常用的“菜刀”竟然出乎意料地轻盈机巧，既能切碎小小的葱头，也能处理大块的肉。从肌肉强壮的大厨到羸弱的老太太，人人都用这种菜刀。一把轻巧的菜刀，几乎能完成厨房里的一切任务，从切藕丁到给很小的一块姜削皮，而且常常是中国厨房里唯一的刀具。
第六章 味之本
我记得有些时候，同学们和我做的菜虽然参照的都是同一个菜谱，成品却完全不同。一道鱼香肉丝，我们的油色从清亮到深红；有些人炒香的“葱姜蒜三剑客”闻起来很轻，带着生味儿；有些人的则特别成熟醇厚，竟能让你长叹；有些人的肉丝口感像奶冻一样柔软嫩滑；有的则略带嚼劲，皱得厉害。吕老师面前的工作台上摆着一盘盘的菜，我出神地盯着，问他：“为啥子每道菜都这么不一样喃？”
“火候。”他为我的疑惑而发笑。火候是对烹饪用火的大小与持续时间的控制。中国烹饪艺术有三大柱石：一是刀工，二是调味，三就是火候，可能也是最难掌握的一门技艺。这不是可以手把手教得精准明确的，只能通过多年的经验，通过多次的出错与反复来调整和积累。所以也难怪，“火候”还用来形容别的艺术中高超技艺与熟能生巧的成就，比如书法。传统的道家文化也喜欢用“火候”来描述长生不老丹药的锤炼。
四川厨师要学习的最基本技艺是调味，这也是川菜中最有乐趣的部分。不管是中国的外地人还是外国人，都会简单地把川菜的味道形容为“麻辣”，这实在是以偏概全了。真正让川菜独一无二的，就是调味的艺术。川菜大厨十分擅长组合多种基本味，创造出勾人魂魄的复合味。一场精心安排的川菜宴席可以用你能想象到的任何方法来挑逗你的口腹。先是用适量的红油唤醒你的味蕾，再用麻酥酥的花椒调动你的唇舌，辣辣的甜味是对味觉的爱抚亲吻，干炒的辣椒也在对你放电，酸甜味又使你得到安抚，再来一口滋补的浓汤，整个精神都舒缓下来，真是过山车般惊险刺激的体验啊。川厨中的复合味实在是庞杂精深、变化多端，塞缪尔·约翰逊的话稍微改改，放在这里极恰：“厌倦了川菜就等于厌倦了生活。”
川菜调味无关乎精准的称量和准确的调料，而是要培养一种对复合味的感觉，去感知味道的平衡、其中的力量与张力。比如炒肉丝的鱼香味，有这么一个令人好奇的名字，就是因为调味方法来自传统川菜中的鱼类料理（现在的“鱼香”菜中其实是没有鱼的）。
调制“鱼香”要加入泡椒，制造一点轻微的辣味；有时候只加泡椒，有时候还要加入著名的郫县豆瓣酱，但一定要用葱姜蒜这“重味三剑客”。另外还要调出酸甜味。这是很经典的复合味，多层次、全方位地调动和刺激味觉，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不可抵抗的复合味之一了。作为一个厨师，你一旦了解了“鱼香味”的机制，便能将其应用于各种各样的食材：凉拌鸡、肉丝（鱼香肉丝是最著名的“鱼香”菜）、茄子（鱼香茄子是我长久以来的最爱）、炸鸡或者海鲜。
对调味的重视让川菜成为自信而生机勃勃的菜系。它不用特别依赖就地取材，这一点不像中国东部的菜系，十分需要当地的水产蔬菜与河鲜：做蟹粉豆腐就必须用大闸蟹，但鱼香味和煳辣味可以应用于任何食材。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和中国别的地方相比，四川人思想更开放、性格更直率：他们不用担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会剥夺自我的身份认同。面对外面的世界，浇上一勺鱼香酱汁，就变成四川的了。
作为班里格格不入的老外，我发现自己不仅在学习烹饪的理论和实践，竟然还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些中国式的“画味之道”（想象味道的方法）。阴湿的冬日，我知道应该比平常吃得温热些，所以早餐的饺子汤里就多舀一勺红油；而夏日闷热的酷暑中，则来点酸的能让人神清气爽。原来爱情里的嫉妒叫做“吃醋”，生而为人所经历的疼痛与艰难叫做“吃苦”。在中国学习烹饪的语言，原来也是在学习人生的语言。烹饪的学习越深入，我就越发现自己不仅是在做饭，而且也在思考，像中国人那样思考。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的中国似乎又洋溢着满满的生机与乐观。之前那种功利主义、禁欲主义、千篇一律的呆板与单调乏味消失不见。全国上下都在动起来，十二亿人团结一心、一致向前。在英国，哪怕拆除一栋破旧的老楼，我们都会烦恼苦闷。而在四川，他们一路挥舞大锤，把整座城市都拆平了！这无所顾忌的信心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坚信，未来会比过去更好。
第七章 饿鬼
只有到了刘复兴这个村，你才会意识到把“中国菜”作为单一的概念是多么笼统浅薄。首先，中国南北分化严重：一方吃大米，一方吃小麦；甘肃的居民属于后者。从东海岸和北京往西，一直到中亚的边境甚至更远，这么大的一片区域的主食都是面和馒头，甘肃就是其中之一。华北的有些面食形状和意大利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猫耳朵”，和意大利的耳状通心粉在形状和制作方法上都完全一样。意大利人的解释是，马可·波罗在十九世纪末旅居中国时把意大利面介绍给了当地人；而中国人则觉得面食是他们送给全世界的礼物。二零零五年，中国考古学家宣布，纷争终结，因为他们在黄河沿岸一个考古现场挖掘出四千年前的一碗小米挂面。不过很多专家都认为，这种面片状的食物应该起源于更西部的波斯。
我告诉一个男人温斯顿·丘吉尔已经过世，他的双眼焦虑而震惊地瞪得老大。我感觉到沉重的责任感。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有机会拉着个外国人问点啥。很显然，在他们眼里，我不仅是伊丽莎白女王殿下的外交使节，还代表了欧洲各国、美利坚合众国、一切中国之外的地方。所以每个回答我都深思熟虑，听到特别荒谬的问题也尽量忍住笑。
第八章 嚼劲
直到我发现爸爸正跟一根韧性极强的鹅肠作斗争，才隐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他坐在我对面，脸上保持着礼貌的表情，嘎吱嘎吱地咀嚼着。火锅店人声鼎沸，我却很清楚他的“口舌春秋”。想象中那声音清清楚楚：牙齿咬住那橡胶一样的东西，磨来磨去，发出短促尖利的声音，非常刺耳、非常煞风景，他应该已经很不高兴了。我想他一定像五年前的我一样在想，吃这些什么味道都没有的烂东西，这些跟旧单车内胎一样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一定希望，这个不争气的女儿点了些起码能入口的菜。
毛肚、兔耳和黄喉也有同样的遭遇。兔腰子和耗儿鱼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瞟了眼妈妈，心更是一沉，因为我很确定她也吃得不开心，虽然她和爸爸一样在尽量高雅地咀嚼。我怎么就没能至少给我可怜的父母点一盘牛肉或者鸡丝呢？我是缺了哪根筋，要让他们遭受这么一顿饭的折磨呢？答案异常清楚：鹅肠和川菜中这一大批橡胶一样耐嚼的内脏下水，在我眼里已经十分平常了。或者说，早已超越了平常。这个场合和其他很多场合一样，我点鹅肠，是因为我很想吃
中国的大厨和美食家经常提“口感”。有些口感是备受推崇的，比如“脆”，是特指某些新鲜脆嫩的蔬菜、焯过的猪肝以及鸭肠、鹅肠，当然还有做得很不错的海参。脆的食物一开始会“抵抗”你的牙齿，但最终会缴械投降，咬下去干脆地断掉，令唇齿愉悦。它和“酥”是有区别的。“酥”是一种干干的、更为易碎的、碎片一样的脆，可以形容烤鸭皮或荔茸芋饺。有些食物，比如烤乳猪的皮，可以被形容为“酥脆”，因为能同时拥有两种脆的口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成都的头两年，我一直吃得像个欧洲人，因为完全没有突破中国美食的大片“禁忌之地”。很多个晚上，我礼貌地咀嚼鸭肠、肢解鸡爪，但不能说真的很爱吃。橡胶一样的口感、乏味的骨头和咬起来咯吱作响的软骨，这些东西非但激不起我下口的欲望，反而像一个障碍，让我毫无愉悦之感。有时嘴里吃出一只鳖爪，或者饭碗里发现一片毛肚，我的态度是无欲无求地放弃，而不是有滋有味地品尝。当然，我会吃下去，但只是照顾到朋友的面子，也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我自己是绝不会点的
主要问题是口感。口感是学习欣赏中国美食的西方人坚守的最后一条阵线。越过了，你就真正钻进去了。但越过去，也可能面对一场狂野的旅程，让你直面自己最严重的偏见、童年的噩梦阴影，甚至可能唤起某些弗洛伊德式的偏执幻想。这会让人恶心不已、仓皇失措，让同胞们经常带着不加掩饰的厌恶来看你。就花一点儿时间，想想英语里某些词汇：“gristly, slithery, slimy, squelchy, crunchy, gloopy”……而这些恰恰是中国美食中最受欢迎的口感。而西方人看到这些词会有很不愉悦的感觉：身体的排泄物、用过的手帕、屠宰场、压扁的爬虫、威灵顿长筒靴里湿乎乎的双脚或者摘生菜时手上沾了令人望而生畏的鼻涕虫。
典型的英国人要是第一次看中国人吃鸡爪一类的东西，可能会忍不住吐出来。你看那个老太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从纸袋里拿出个卤鸡爪。那鸡爪看着跟人手几乎一般无二：瘦瘦的手腕、突出的骨节，但是皮很紧，是鳞片状的，还有又尖又长的趾甲。老太太把这东西一点点塞进嘴里，啃咬起来。她那啮齿动物一般的牙齿把鸡皮扯了下来。她嚼着关节处的软骨，发出有点湿乎乎的嘎吱声。她一边嚼着，你就看着她下巴在动，不断发出小声的“嘎吱嘎吱”。嚼了一会儿，她很精妙地吐出小小的骨头和趾甲，精光得没有一点儿皮肉。
也有一些比较难搞、吃起来样子也不好看的食物，比如猪排和鸡翅，常年都是超市和连锁快餐店的最爱，也因此步入神坛。但大多数英美人民基本都比较偏爱胸肉或里脊肉，可以用刀叉干脆利落地切成小块小块的。西方人看着中国人拿着骨瘦如柴的飞禽脖子，费好一番功夫就为了扯下几丝纤细的肉；或者慢慢去嗑一堆小小的带壳瓜子，都会觉得真是疯了，这不是时间和精力的极大浪费吗？
比如海参，看着像瘤子，又像鼻涕虫，一辈子都在海底迂回巡航，吸收腐烂的有机物为食。受到惊吓或被激怒的时候，它们就从肛门那里喷出黏糊糊的液体来迷惑潜藏的捕食者，或者把消化器官从身体内部发射出来像导弹一样进行攻击之后器官再生。干海参这种颇富东方情调的食物是中国宴会文化的明珠、豪宴上必有的大菜。常态下，干海参是深灰色的，干枯僵硬，看着有点像粪便化石。备菜也很辛苦：首先放进炒锅用盐干烧，让海参膨胀起皱，或者直接放在火上烤成焦黑；接着热水浸泡至软，方便刮除表面的脏东西；然后沿着腹部切开，去掉内脏。这么一番折腾之后，得到的是什么呢？软趴趴、滑溜溜、橡胶一样的东西，隐约有点不那么让人舒服的鱼腥味。所以还得加上大葱一块熬炖，去掉鱼腥味。如果你厨艺特别高超，那么做好了就是……一盘软趴趴、滑溜溜、橡胶一样的东西，什么味道也没有！
说到鱿鱼丸子这种食物，那就是“有弹性”了。海参的口感里面也有这种弹牙的拉伸感。（台湾将这种口感说成“Q”；特别有弹性的食物，就是“QQ”了，这竟然是从罗马字母中生发来的形容词。）“嫩”就是烧得恰到好处的鱼或肉，或者新鲜柔软的豆苗；“滑”就是上了浆、过了油的鸡丝；还有种很棒的口感是“爽”，指的是嘴里清新、鲜明、顺滑、清凉的感觉：比如说蘸了醋和红油的凉粉。有时候，口感游走在非常模糊的边缘，经常和味道结合在一起形容。比如“麻”，就是花椒让你的嘴巴微微发痛又麻木的感觉；或者“味厚”，就是缠绵悠长、很多层次，回味久久萦绕在舌尖。
鲍鱼的口感既柔软又筋道，同时在我唇齿之间屈服又抵抗，有种温柔的弹性。每一口咬下去，嚼到最后，都有点微妙的粘牙，十分和谐。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对吃这样的东西提不起兴趣。换成是那时候，眼前不过就是另一次偶遇复杂难解的中国美食：我可能会很礼貌地小声称赞，内心却暗想到底为什么有人会花这么多钱来吃这么硬、这么难嚼的东西。而现在，我第一次领悟到鲍鱼这严肃而又强烈的吸引力，那既柔又刚的口感带来的奇异欢喜。我真是喜不自胜、飘飘欲仙。
第十一章 香奈儿与鸡爪
香港帮我实现了“软着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里很“中国”；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又不“中国”。我可以在文华东方酒店的船长吧见见英国朋友、来杯鸡尾酒，也可以在湾仔的老市场亲眼目睹现杀活鱼；我可以在中环炫目耀眼的设计师流行精品店流连忘返，也能在九龙偏僻的老街巷中不知今夕何夕。我还记得第一次到香港时，进入传统华人贸易区上环的文武庙，里面红墙金壁、闪闪发光，仿佛另一个天地的洞穴；老太太们在摇签问命，香烛摇曳、火光闪烁，奇特的镀金铜像与氤氲环绕的烟气让我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但接着我就能立刻叫辆出租车，回到一个更为熟悉的世界，和塞巴斯蒂安及其女友见面吃晚饭、用英语聊天。等到上了火车，和一群中国人一起奔向口岸时，我已经不那么害怕，准备好和内地的初见了。
点心中有很多热气腾腾的美味饺子，虾饺是其中名气最大的，做得好的话，也是最好吃的。点心师用菜刀的平面将洁白的澄粉面团压成完美的圆形，然后包上整只的虾和微微调味的脆竹笋；大火迅速蒸熟以后，澄粉皮闪烁着珍珠般的透明光泽，虾的淡粉色也透了出来，再加上压得整齐美观的饺子边，煞是好看。一口咬下去，虾既脆又嫩，澄粉皮柔韧软糯。还有肠粉，一张张滑溜溜的米浆面皮包裹着炸油条、叉烧或鲜虾，淋上甜酱油端上来：做的时候要把米浆薄薄地倒在细细的白棉布上，隔水蒸成粉皮，用小铲刀稍微脱模整形，包上选好的馅料即成。叉烧包柔软蓬松，咬开白白的包子皮，露出里面包裹着可口开胃酱汁的烧烤猪肉丁，如同一个美味的笑容。
第十二章 御膳
北京那个寒冷刺骨的清晨，小食店情绪高昂的店员端来店里最棒的招牌菜放在桌上。内脏的恶臭随着热气升腾席卷而来，将我吞没。我面前摆的这一溜，大概会出现在我关于食物最可怕的梦魇中：羊的胃切成细丝，纠缠在一起，配上麻酱(3)；猪肝与猪大肠混合在黏糊糊的浓油赤酱中(4)；羊的肝、肚、心、肺和肠混在一起，变成一碗灰蒙蒙的羊杂汤。最让人生畏的便是这场“大宴”的中心——卤煮火烧，我的一本英文中餐谱中将其介绍为“Boiled pig’s entrails with cake bits”（煮沸的猪内脏配小块饼）。一串串油珠像汗水一样在汤面上滚动，这碗汤像个棺材，里面装满了动物的残骸：大块大块的猪肺，泛着微微的紫色，软乎乎的像海绵，还有苍白的血管凸出来；东一块西一块的猪肚和猪肝；一片片歪歪斜斜的肠子……湿软的内脏中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还真是属于勇者的街头小吃，只有那些干苦活累活的男人，吃了这个才会觉得如充电加油般浑身是劲。
第十五章 “蟹”绝入口
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渺而言之；独于蟹螯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形容之。此一事一物也者，在我则为饮食中痴情，在彼则为天地间之怪物矣。予嗜此一生。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钱为“买命钱”。自初出之日始，至告竣之日止，未尝虚负一夕，缺陷一时。同人知予癖蟹，召者饷者皆于此日，予因呼九月、十月为“蟹秋”。虑其易尽而难继，又命家人涤瓮酿酒，以备糟之醉之之用。糟名“蟹糟”，酒名“蟹酿”，瓮名“蟹瓮”。向有一婢，勤于事蟹，即易其名为“蟹奴”，今亡之矣。蟹乎！蟹乎！汝于吾之一生，殆相终始者乎！所不能为汝生色者，未尝于有螃蟹无监州处作郡，出俸钱以供大嚼，仅以悭囊易汝。即使日购百筐，除供客外，与五十口家人分食，然则入予腹者有几何哉？蟹乎！蟹乎！吾终有愧于汝矣。
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自己手里那只大闸蟹稀少却诱人的嫩肉，一边瞥了眼李静。黑发披肩的她拿着一只母蟹，正吮吸着丰富的蟹黄，手指上都沾着亮晶晶的油脂。桌上的每个人都默默而专注地吃着，唯一的声音是蟹壳“咔嚓”的碎裂，和每个人轻轻的“吸溜吸溜”。开车带我们来的是个中国高级将领的儿子，他不是个看重自己身份地位的人，这一路上都谦虚而寡言，此时却打破沉默说，“注意哦，蟹是大寒的，要边吃边喝点酒，免得胃痛。”他朝桌上温好的绍兴酒点点头，那酒还泡了也属于热性食物的姜。我用沾满黄色蟹膏的手指拿起酒杯，送到唇边。温暖的酒精立刻就上了头。
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尹文端公曰：“宁人等粥，毋粥等人。”此真名言，防停顿而味变汤干故也。近有为鸭粥者，入以荤腥；为八宝粥者，入以果品，俱失粥之正味。不得已，则夏用绿豆，冬用黍米，以五谷入五谷，尚属不妨。余常食于某观察家，诸菜尚可，而饭粥粗粝，勉强咽下，归而大病。尝戏语人曰：“此是五脏神暴落难。”是故自禁受不得。
第十六章 红楼梦
可能有人会说，北京孕育了宫廷菜、南粤诞生了商人菜、四川打造了火辣下饭的农人食物，而华东则是文人雅士的美食之地。宋朝诗人苏东坡令杭州出现了美味的“东坡肘子”，美食家袁枚在南京写成了他著名的菜谱《随园食单》。二十世纪，作家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背景就设定在他的故乡苏州，讲的是数十年革命中一位保守派美食家与一位恪守简朴的共产党人的沉浮纠葛。
长江以南古城遍布的地区，有着中国最上乘精细的食材，比如金华火腿、绍兴酒、镇江醋，当然还有著名的大闸蟹。这里的很多城市都有自己代表性的特色菜：杭州有叫花鸡、西湖醋鱼和东坡肉；南京有盐水鸭；苏州有响油鳝糊和太湖里捞的莼菜做的汤。不过，要说美食，这些地方都比不上扬州，这里曾是古代华东的美食之都，也是“淮扬菜”的摇篮。
当然，这顿饭的尾声上的一定是扬州在全世界最知名的一道特色菜：扬州炒饭。这道菜几乎出现在西方所有唐人街餐馆的菜单上，现在我终于能在诞生地吃到正宗的了。米饭里面混了深色火腿和棕色香菇，都切成小块；还有小条小条煎得金黄的鸡蛋、蟹肉和小小的河虾。内容与味道都很丰富，却并不油腻，散发着刚出锅的香气。除了“好吃”二字，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之后，我们喝了飘着蘑菇和时令菜薹的汤，算是清理了下味蕾；再吃上几片西瓜和南方的甘蔗，更觉清新爽利。
在中国很多地方，当地人在宣传本地菜系时，都坚称这是全国最佳，对其他地区的菜系则表示很不屑。但只有在扬州，我才觉得这种骄傲颇有道理。正如他们所说，淮扬菜完美融合了华北华南烹饪传统的长处，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是锅碗瓢盆中食材之间奇迹的融合转化，这也是三千多年前中华厨祖伊尹提出的思想。扬州大厨们对于生鲜食材的选用是出了名的挑剔。他们一定要选择最柔嫩的菠菜叶，卷心菜只取菜心，竹笋只要最脆嫩的竹笋尖。食物必须应季，这是规矩，正所谓“醉蟹不看灯、风鸡不过灯、刀鱼不过清明、鲟鱼不过端午”。而狮子头这种一年到头都能吃到的东西，早春的时候里面加的是淡水河蚌、清明节后就加入竹笋、秋天包了蟹粉、冬天则是风鸡。
淮扬菜不像川菜，重口味，一吃之下便天雷地火、惊唇动齿。夹一筷子吃下去，你嘴唇上不会有那种麻酥酥的感觉，你的舌头不会像在跳爵士舞。淮扬菜不是一个开朗活泼、烈焰红唇、伶牙俐齿的辣妹子，一出场便站在聚光灯下、舞台中心。整体来说，淮扬菜是另一种比较温柔平和的存在，就像《红楼梦》中贾家的某个姊妹，在精美的园林中，戴着金玉的发饰，在大理石桌前作诗。其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清远收敛、柔和淡色（淡粉色、绿色、黄色）、悉心熬煮的高汤、抚慰人心的柔嫩口感，以及那种微妙又鲜明的咸甜之味。
后记 一只菜虫
我妈多年来循循善诱、润物无声地苦心为我培养起来的英式餐桌礼仪，被中国的那些年毁得一干二净。在中国吃饭，我会直接把骨头吐出来，会把饭碗举到嘴边，会和所有人一起心满意足地咂吧嘴。“你都算半个中国人了。”中国的朋友都这么对我说。我瞪圆自己那双白种人特征显著的眼睛看着他们，却也不得不承认，我心中的那个自己，再也不可能是个百分之百的英国人了。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到底还知不知道这两种文化的界限在哪里。
你应该猜得出后事如何。列位看官，我吃了那只菜虫。我承认，我咬了那柔嫩的身躯，我用舌头感受到那小小的奶嘴一样的东西，然后吞了下去。什么也没发生。没有天打雷劈，没有地动山摇，没有愤怒的英国神灵因此降下暴雨洪水。菜虫本身味道寡淡，吃着水汪汪的。我感觉也还好。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我又咬了一口，把头也给吃了。接着我平静地继续午饭，挺好吃的。
译后记 酸甜苦辣，烟火人间
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没说几句话，光是这点菜，就已经给我一种两人非常熟悉的错觉。毕竟，这点菜方式、风格，跟我的成都朋友们没什么两样啊。就连服务员问“有没有忌口？”我俩也是异口同声：“没有忌口，什么都吃。”然后相视一笑，这笑容里面飘满了葱、姜、蒜、香菜、折耳根……的香味，是属于吃货的默契。